自19世纪中期问世以来，运动鞋以其舒适、方便和休闲等性能，讨得了全世界无数人的欢心，成为一种流行符号，乃至与政治产生了不可分割的联系。

　　2016年12月22日，一场名为“跳出陈规：运动鞋文化的崛起”的展览，在美国加州奥克兰博物馆拉开序幕。据《旧金山周末》杂志报道，这场介绍并展示运动鞋演化进程的展览，由美国艺术联盟和加拿大多伦多巴塔鞋类博物馆联合举办，共展出了140双各式各样的稀有运动鞋，不乏耐克、阿迪达斯、锐步、彪马等大品牌的特别纪念版，也有部分小众品牌，其中一些鞋拥有上百年历史。

　　《玛莎与史努比的家常聚餐会》是时下在美国VH1电视台热播的一档美食节目。在节目中担任服装制作的热妮·伊丽莎白对《旧金山纪事报》表示，运动鞋是“男人和女人完成常规的办公室工作之后才会想到的事物”。然而纵观历史，运动鞋在日常生活中扮演的角色并非如此简单。

　　人类穿鞋的历史相当久远，但现代意义上的运动鞋——以橡胶为底，以提升运动成绩为目的——直到19世纪中期才出现。当时这种鞋一般适用于网球运动，因为只有那些有闲暇打网球的上流阶层，才买得起昂贵的胶底鞋。

　　说到胶底鞋，不能不提美国人查尔斯·古德伊尔，他于1839年冬发明的硫化橡胶，解决了天然橡胶容易在炎热天气里融化、在寒冷天气里变脆的难题。1868年，第一双用硫化橡胶做鞋底的网球鞋诞生，标志着近代运动鞋的正式出现。

　　这种胶底鞋的鞋面多用帆布制成，由于走起路来几乎不发出声响，1873年，美国人开始用意指“鬼鬼祟祟的人、潜行者”的“Sneaker”一词指代运动鞋。在很长一段时间里，运动鞋的名声并不好，美国《大西洋月刊》称，运动鞋是恶作剧者、抢劫犯和窃贼的钟爱之物，因为穿上它便于逃跑！1979年《》刊登的一篇文章，标题更是直接明了：时髦运动鞋，专为跑步与抢劫。

　　不过，运动鞋没有被局限在帆布+胶底的层面上。据《旧金山周末》报道，在19世纪晚期，有生产商专门瞄准上流社会，开发各种适合他们消闲的皮革运动鞋。比如英国伦敦一家制鞋公司在广告中写道：“我们生产适合草地运动、网球运动和帆船运动的鞋子……用烟斗泥就可以清洁鞋子”。

　　1896年，第一届现代奥运会在希腊雅典举办。穿皮革鞋参加跑步比赛可不是明智的选择，因为除了价格昂贵，这种鞋还会擦伤运动员的脚，他们不得不购买麂皮作为鞋的衬垫，以获得额外保护。

　　进入20世纪，运动鞋伴随工业的发展在性能上逐步的提升。篮球运动的出现与兴起，则助推它走向普通大众。

　　匡威公司是这一潮流的引领者。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（CNN）报道，这家1908年在马萨诸塞州成立的运动鞋公司，于1917年推出了其标志性的高帮帆布球鞋“全明星”系列。

　　为了在众多品牌中脱颖而出，匡威公司在1921年首创性地聘请运动员为该系列新产品做宣传，这中间还包括著名篮球运动员查克·泰勒。他通过你自己的穿着体验提出了修改意见。之后匡威用泰勒的名字命名这款鞋，还将他的签名放在鞋面的两侧。

　　此时正值一战结束不久，面对10多万的人口损失，美国政府意识到增强民众体质的重要性，开始大力推广健身。随着时下人们大量涌入健身房，厂家开始大批量生产运动鞋。机械化生产大大缩减了成本，将这种过去只有富裕阶层才买得起的鞋子推广到普通民众之中。

　　远在大西洋彼岸的德国，阿道夫·达斯勒与哥哥鲁道夫·达斯勒的达斯勒兄弟运动鞋厂也发展得红红火火，他们生产的运动鞋能为脚部提供拱形支撑，使穿着者跑得更快。这些高质量的产品吸引了许多著名运动员。比如在1932年的洛杉矶奥运会上，德国短跑运动员穿着达斯勒运动鞋，夺得了百米短跑铜牌。4年后，美国黑人运动员杰西·欧文斯穿着达斯勒鞋厂为他特制的世界上“最轻便的跑鞋”夺得4枚金牌，让希特勒展示雅利安人是“优等人种”的幻想破灭了。不过，后来两兄弟分道扬镳，哥哥鲁道夫创立了彪马品牌，弟弟阿道夫则创立了阿迪达斯品牌。

　　二战时期，美国政府对橡胶实行配给制，但在民众的抗议下，政府取消了对制造运动鞋的橡胶的配给限制。至二战结束时，便宜、轻便的运动鞋，已成为美国人的标配。从学生到工人，人们穿运动鞋是为了舒适而非世纪之初时的彰显身份。

　　和平时期，体育比赛这种“无硝烟的战争”在让人们肾上腺素飙升的同时，也让运动鞋愈发受到关注。上世纪六七十年代，电视在发达国家的普及，炫耀性消费及私人健身热潮的盛行，暗示着运动鞋复兴的时机已成熟。运动鞋领域的后起之秀耐克抓住时机，设计出一款名为“Cortez”（又称“阿甘鞋”）的慢跑鞋。多彩的亮色组合加上极易辨识的LOGO让其迅速走红，也为耐克成为全球运动鞋霸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

　　1983年，耐克公司发明了全球第一个鞋后跟气垫“Pegasus”。这种有高度避震性能的气垫，极大地促进了运动鞋的科技革命，随后各个品牌都投入到科技战中，至今仍未“停战”。

　　这一趋势也使运动鞋的科技含量日益提高。比如近些年来业绩直追耐克的安德玛公司，便设有创新实验室，专门研发性能更佳的运动衣和运动鞋。美国《福布斯》杂志称，安德玛已成为“硅谷的新威胁”。

　　如果仅将运动鞋定义为日常物品，那就大错特错了。实际上，它与政治有不可分割的联系，正如《大西洋月刊》所说：运动鞋从来都是“政治之鞋”。

　　这并非言过其实，翻翻历史，有许多例子可以佐证。去年11月特朗普赢得美国大选后，美国知名球鞋品牌“新百伦”公关部门副总裁马修·勒布莱顿在接受《华尔街日报》的采访时，赞扬特朗普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，引发轩然。宣扬新纳粹主义和白人至上主义的评论博客“TheDailyStormer”称，新百伦将成为“白人官方球鞋”；反对者除了在网上抨击勒布莱顿和新百伦外，还纷纷上传焚烧该品牌运动鞋的视频、将鞋子冲进马桶或丢进垃圾堆的照片等。很多人留言称“再也不买你们的鞋子”。

　　假如1968年就有互联网，那么美国黑人短跑运动员汤米·史密斯掀起的风波绝对比新百伦更大。据英国《卫报》报道，在那一年的墨西哥城夏季奥运会上，作为男子200米金牌获得者，史密斯与获得铜牌的队友约翰·卡洛斯脱下彪马“Suedes”运动鞋，只穿着袜子上台领奖。他们高举戴着黑色手套的一只手并握成拳状，向全世界宣示美国社会对黑人人权的忽视。

　　这就是著名的“沉默抗议手势”。史密斯和卡洛斯高举的黑色拳头代表了黑人全力争取人权的斗志，赤脚则代表美国贫穷的黑人。为了抗议当时美国社会的种族歧视，二人在奏响美国国歌、升起美国国旗的那一刻都低下了头，因为他们不愿面对“美国白人的象征”。

　　彪马公司后来推出了纪念款球鞋“汤米·史密斯Suede”，鞋舌上有汤米·史密斯的名字以及“68”字样，鞋后跟有金牌标志，象征着他在1968年得到奥运金牌，鞋垫上则有他的签名。

　　史密斯为黑人同胞争取人权，阿根廷裔美国女艺术家朱迪·沃莘则用鞋为美墨边境的偷渡者提供便利。她在2005年设计了“跳跃”（Brinco）牌运动鞋，这款售价215美元（沃莘向偷渡者免费提供）的鞋上带有小电筒、指南针和地图，帮助偷渡者从墨西哥进入美国。英国广播公司（BBC）报道称，那些偷渡成功的人对沃莘非常感激，也有人诙谐地说，“这鞋要是能装一个专防边境巡警的警报器就更好了”。

　　当然，生硬地将运动鞋与政治挂钩只会弄巧成拙。比如在2013年，巴西建筑师奥斯卡·尼迈耶为匡威设计的一款运动鞋中，隐藏了人权标志与符号。对此，媒体讽刺道：尼迈耶以此促进（大众的）政治觉醒当然是好事，不过，他对匡威设在印尼的鞋厂虐待工人的行为又该说些什么呢？

　　自19世纪中期问世以来，运动鞋以其舒适、方便和休闲等性能，讨得了全世界无数人的欢心，成为一种流行符号，乃至与政治产生了不可分割的联系。

　　2016年12月22日，一场名为“跳出陈规：运动鞋文化的崛起”的展览，在美国加州奥克兰博物馆拉开帷幕。据《旧金山周末》杂志报道，这场介绍并展示运动鞋演化进程的展览，由美国艺术联盟和加拿大多伦多巴塔鞋类博物馆联合举办，共展出了140双各式各样的稀有运动鞋，不乏耐克、阿迪达斯、锐步、彪马等大品牌的特别纪念版，也有部分小众品牌，其中一些鞋拥有上百年历史。

　　《玛莎与史努比的家常聚餐会》是时下在美国VH1电视台热播的一档美食节目。在节目中担任服装制作的热妮·伊丽莎白对《旧金山纪事报》表示，运动鞋是“男人和女人完成常规的办公室工作之后才会想到的事物”。然而纵观历史，运动鞋在日常生活中扮演的角色并非如此简单。

　　人类穿鞋的历史相当久远，但现代意义上的运动鞋——以橡胶为底，以提升运动成绩为目的——直到19世纪中期才出现。当时这种鞋主要适用于网球运动，因为只有那些有闲暇打网球的上流阶层，才买得起昂贵的胶底鞋。

　　说到胶底鞋，不能不提美国人查尔斯·古德伊尔，他于1839年冬发明的硫化橡胶，解决了天然橡胶容易在炎热天气里融化、在寒冷天气里变脆的难题。1868年，第一双用硫化橡胶做鞋底的网球鞋诞生，标志着近代运动鞋的正式出现。

　　这种胶底鞋的鞋面多用帆布制成，由于走起路来几乎不发出声响，1873年，美国人开始用意指“鬼鬼祟祟的人、潜行者”的“Sneaker”一词指代运动鞋。在很长一段时间里，运动鞋的名声并不好，美国《大西洋月刊》称，运动鞋是恶作剧者、抢劫犯和窃贼的钟爱之物，因为穿上它便于逃跑！1979年《》刊登的一篇文章，标题更是直接明了：时髦运动鞋，专为跑步与抢劫。

　　不过，运动鞋没有被局限在帆布+胶底的层面上。据《旧金山周末》报道，在19世纪晚期，有生产商专门瞄准上流社会，开发各种适合他们消闲的皮革运动鞋。比如英国伦敦一家制鞋公司在广告中写道：“我们生产适合草地运动、网球运动和帆船运动的鞋子……用烟斗泥就可以清洁鞋子”。

　　1896年，第一届现代奥运会在希腊雅典举办。穿皮革鞋参加跑步比赛可不是明智的选择，因为除了价格昂贵，这种鞋还会擦伤运动员的脚，他们不得不购买麂皮作为鞋的衬垫，以获得额外保护。

　　进入20世纪，运动鞋伴随工业的发展在性能上不断提高。篮球运动的出现与兴起，则助推它走向普通大众。

　　匡威公司是这一潮流的引领者。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（CNN）报道，这家1908年在马萨诸塞州成立的运动鞋公司，于1917年推出了其标志性的高帮帆布球鞋“全明星”系列。

　　为了在众多品牌中脱颖而出，匡威公司在1921年首创性地聘请运动员为该系列产品做宣传，其中包括著名篮球运动员查克·泰勒。他根据自己的穿着体验提出了修改意见。之后匡威用泰勒的名字命名这款鞋，还将他的签名放在鞋面的两侧。

　　此时正值一战结束不久，面对10多万的人口损失，美国政府意识到增强民众体质的重要性，开始大力推广健身。随着人们大量涌入健身房，厂家开始大批量生产运动鞋。机械化生产大大缩减了成本，将这种过去只有富裕阶层才买得起的鞋子推广到普通民众之中。

　　远在大西洋彼岸的德国，阿道夫·达斯勒与哥哥鲁道夫·达斯勒的达斯勒兄弟运动鞋厂也发展得红红火火，他们生产的运动鞋能为脚部提供拱形支撑，使穿着者跑得更快。这些高质量的产品吸引了许多著名运动员。比如在1932年的洛杉矶奥运会上，德国短跑运动员穿着达斯勒运动鞋，夺得了百米短跑铜牌。4年后，美国黑人运动员杰西·欧文斯穿着达斯勒鞋厂为他特制的世界上“最轻便的跑鞋”夺得4枚金牌，让希特勒展示雅利安人是“优等人种”的幻想破灭了。不过，后来两兄弟分道扬镳，哥哥鲁道夫创立了彪马品牌，弟弟阿道夫则创立了阿迪达斯品牌。

　　二战时期，美国政府对橡胶实行配给制，但在民众的抗议下，政府取消了对制造运动鞋的橡胶的配给限制。至二战结束时，便宜、轻便的运动鞋，已成为美国人的标配。从学生到工人，人们穿运动鞋是为了舒适而非世纪之初时的彰显身份。

　　和平时期，体育比赛这种“无硝烟的战争”在让人们肾上腺素飙升的同时，也让运动鞋愈发受到关注。上世纪六七十年代，电视在发达国家的普及，炫耀性消费及私人健身热潮的盛行，暗示着运动鞋复兴的时机已经很成熟。运动鞋领域的后起之秀耐克抓住时机，设计出一款名为“Cortez”（又称“阿甘鞋”）的慢跑鞋。多彩的亮色组合加上极易辨识的LOGO让其迅速走红，也为耐克成为全世界运动鞋霸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

　　1983年，耐克公司发明了全球第一个鞋后跟气垫“Pegasus”。这种有高度避震性能的气垫，极大地促进了运动鞋的科技革命，随后各个品牌都投入到科技战中，至今仍未“停战”。

　　这一趋势也使运动鞋的科技含量日益提高。比如近些年来业绩直追耐克的安德玛公司，便设有创新实验室，专门研发性能更佳的运动衣和运动鞋。美国《福布斯》杂志称，安德玛已成为“硅谷的新威胁”。

　　如果仅将运动鞋定义为日常物品，那就大错特错了。实际上，它与政治有不可分割的联系，正如《大西洋月刊》所说：运动鞋从来都是“政治之鞋”。

　　这并非言过其实，翻翻历史，有许多例子可以佐证。去年11月特朗普赢得美国大选后，美国知名球鞋品牌“新百伦”公关部门副总裁马修·勒布莱顿在接受《华尔街日报》的采访时，赞扬特朗普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，引发轩然。宣扬新纳粹主义和白人至上主义的评论博客“TheDailyStormer”称，新百伦将成为“白人官方球鞋”；反对者除了在网上抨击勒布莱顿和新百伦外，还纷纷上传焚烧该品牌运动鞋的视频、将鞋子冲进马桶或丢进垃圾堆的照片等。很多人留言称“再也不买你们的鞋子”。

　　假如1968年就有互联网，那么美国黑人短跑运动员汤米·史密斯掀起的风波绝对比新百伦更大。据英国《卫报》报道，在那一年的墨西哥城夏季奥运会上，作为男子200米金牌获得者，史密斯与获得铜牌的队友约翰·卡洛斯脱下彪马“Suedes”运动鞋，只穿着袜子上台领奖。他们高举戴着黑色手套的一只手并握成拳状，向全世界宣示美国社会对黑人人权的忽视。

　　这就是著名的“沉默抗议手势”。史密斯和卡洛斯高举的黑色拳头代表了黑人全力争取人权的斗志，赤脚则代表美国贫穷的黑人。为了抗议当时美国社会的种族歧视，二人在奏响美国国歌、升起美国国旗的那一刻都低下了头，因为他们不愿面对“美国白人的象征”。

　　彪马公司后来推出了纪念款球鞋“汤米·史密斯Suede”，鞋舌上有汤米·史密斯的名字以及“68”字样，鞋后跟有金牌标志，象征着他在1968年得到奥运金牌，鞋垫上则有他的签名。

　　史密斯为黑人同胞争取人权，阿根廷裔美国女艺术家朱迪·沃莘则用鞋为美墨边境的偷渡者提供便利。她在2005年设计了“跳跃”（Brinco）牌运动鞋，这款售价215美元（沃莘向偷渡者免费提供）的鞋上带有小电筒、指南针和地图，帮助偷渡者从墨西哥进入美国。英国广播公司（BBC）报道称，那些偷渡成功的人对沃莘非常感激，也有人诙谐地说，“这鞋要是能装一个专防边境巡警的警报器就更好了”。

　　当然，生硬地将运动鞋与政治挂钩只会弄巧成拙。比如在2013年，巴西建筑师奥斯卡·尼迈耶为匡威设计的一款运动鞋中，隐藏了人权标志与符号。对此，媒体讽刺道：尼迈耶以此促进（大众的）政治觉醒当然是好事，不过，他对匡威设在印尼的鞋厂虐待工人的行为又该说些什么呢？